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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社会融资规模日益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每月中上旬人民银行发布上月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之前，市场人士会预测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如彭博有对市场经济学家的问卷调查。而当正式数据发布后，超出、不及或符合预期的数据可能引发“预期差”交易。以债券交易为例，当日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过市场预期值时，债券收益率容易上行；而当日实际公布值不及市场预期值时，债券收益率往往下行。例如，2019年4月12日人民银行公布了3月社会融资规模达2.86万亿元，远超市场预估中值1.85万亿元，当日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大幅调整，从3.75%上升6BP至3.81%；5月9日公布了4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38万亿元，不及市场预期，当日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下行4BP至3.72%。

“因为我就住在石家庄，所以我打算三十上午在店里待半天，但疫情比较严重，后来也就没开。”张悦现在在家里办公，虽然店中还压着存货，但他的情况要比周子健稍微好些。张悦告诉Wise财经，他主要是销售全新机，因此不会亏损太多，并且他还可以在家中使用闪送或快递进行发货。“只是货当时没拿回来多少，不过我现在让供应商把货都发家里来了。幸好不是在村里，不过小区也查得很严。”

区别于传统的、来源于金融机构负债端的货币供应量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另辟蹊径，从金融机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发行方出发，统计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这里的金融体系是整体金融的概念。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背后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基础。我们知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链条”中，从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两个角度出发，可分为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货币渠道强调央行通过政策工具改变商业银行存款量（负债端），影响实际利率水平，从而影响总产出。信用渠道则强调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改变商业银行的贷款量（资产端）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发行方（如信托贷款、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的变动）来影响企业资金可得性，改变私人部门投资和最终产出。货币观点的理论渊源久远，信用观点则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托宾、施蒂格利茨及伯南克等经济学家陆续提出并最终形成。社会融资规模的创设就是建立在信用渠道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责任编辑：陈悠然 SF104在科技创新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主题词的今天，寻找科技创新型企业至关重要。而与被贴上科技创新标签的科创板企业相比，A股上市公司作为中国最优质的企业群的代表，有着更稳定的现金流和更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撑起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半壁江山，它们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也是市场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摆好心态，把能卖的货通过线上卖出去，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周子健说道。张悦很赞成周子健的说法，这场突发的疫情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线上也是经销商们应当重视的环节之一。“幸好平时都加了一些客户的微信，也建立了微信群，要不在这个时候怎么销售产品都是问题。”

尽管老人带孩子在当下并不少见，但是对于该不该付给老人“带孙费”，有相当部分的家庭还是处于一种比较模糊的看法。而老人索要“带孙费”的争议，本质上也是一种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分歧。按照过去的传统，老人都是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因此不论是出于对孙辈的情感寄托，或者是家庭责任，大多数老人照顾孙辈都是无偿的。但是现在的小家庭模式中，老人大多数是出于双职工家庭中父母无暇照顾小孩，进而才来照顾孙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