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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贸易不分青红皂白的愤怒，体现的是对全球化和供应链的无知”。英国《金融时报》6日发表文章，称特朗普已经落伍，“他还活在上世纪50年代”——那时，商品在一个国家制成，然后销往另一个国家——只要是销往别处就好。零零散散的现代世界——零部件和半成品反复跨境运输——不符合特朗普的模板。

1997年9月起，彭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并担任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院长，2001年6月任国际商学院院长，2007年8月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2014年2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今年6月开始，彭龙以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的身份参加该校活动。在9月11日下午，该校2019年秋季学期研究生教育院长工作会召开，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彭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而今，这种疯狂已经逐渐平息，卖家、买家以及电商平台似乎都没有了往日的热情。今年的双十一已经临近，身边的朋友、网络上的广告、大街上的广告牌等都似乎将双十一忽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前几年电商正是大兴之年，消费者对于电商的认知和使用也是在最热切的时候，然而随着时间的延长，电商的优势逐步被人们所忽视。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干掉了很多传统的线下销售店面，但线下的优势还是电商所不具备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商做到极致之后反过来又搞线下的原因，当然这种线下跟传统的线下销售店面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日本”，《福布斯》网站6日发表署名评论称，1976年至1989年间，美国根据类似“301条款”的法规对日本的汽车、钢铁、制药、半导体等行业进行了近20次调查，1985年9月，日本还在“广场协议”下被迫升值其货币。尽管如此，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并没有消失。文章称，北京从美日贸易战中汲取的教训是明确的：不能像日本那样屈服于美国压力，也不能像日本那样完全依赖美国作为出口市场。作者称，今天的中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日本的GDP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占美国的40%，而中国的GDP去年已接近美国的70%，日本的进口总量“从未大到使其具有真正的国际影响力”，而今天的中国是日本、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南非、韩国等越来越多国家的最大市场。

不过，陈女士说，对方已经承诺进行赔偿。警方也已经介入，协调双方的赔偿等后续事宜。江北警方提醒，高空抛物不仅仅是文明问题，还会造成很多的安全隐患，危害很大，市民一定随时提防，避免误伤他人生命及财产，一旦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将承担法律责任，希望大家向高空抛物行为说“不”。

虽然我国同美国在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共同准则。之所以在名誉权官司中，对公众人物和对一般公民的处理进行区别是由于公众人物的言行往往引起社会关注，牵动社会舆论，产生社会影响。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理应接受更加严厉的社会监督。对于与他们有关的事件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就不仅仅是满足社会公众的好奇心和知情权，而是一个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需要。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认为，对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公众人物能够提起名誉诉讼权的资格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因为公务员握有相当的公共权力，行使权力的过程和方式是否合法，乃至日常言谈举止是否妥当，对于社稷安全、公民权利的保障至为重要，应该受到传媒严厉的监督。如果允许公务员轻易地提起名誉诉讼，则必将导致言论自由权利的丧失。至于其他公众人物，之所以得到与公务员相当的对待，是因为他们拥有利用传媒澄清不实报道的能力。这是对等原则的体现。②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目光聚焦在公众人物身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一个健全社会的正常需要。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客观属性又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像司法机关的侦查和审判那样缜密周详，如果在报道任何事件时媒体对一切细节都要谨小慎微、百般精确的话，新闻本身的时效性便谈不上了。同时，媒体在批评公众人物时，由于地位的局限，不可能保证决不出错，只允许完全正确的批评往往等于压制批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张新宝教授指出，为了维护公民名誉权和舆论监督两者之间的平衡，应当区分公众人物与一般公民，对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作适当的弱化保护处理。③当然，这只是从法院角度阐述问题，作为新闻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放松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