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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权衡好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也明显减缓。但是人口老龄化、经济结构调整、贫富差距代际传递、生态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的风险开始凸显，财政化解公共风险的压力很大。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应以改革的方式更多地落在转方式、调结构上，避免变成“解困”“救难”和“止痛”的政策。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改革挺在前面，全面推进结构性改革。化解全社会公共风险，实现国家在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重构中的作用，就必须使国家拥有与之相称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资源汲取能力、政治渗透能力和危机解决能力。所有这些能力的提升都要依靠财政活动来加以支撑。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就必须要权衡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的关系。这涉及财政规模和财政结构的优化问题。一方面，要通过结构性减税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另一方面，又不能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化解公共风险的能力，以避免财政危机反过来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权衡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需要处理好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哪些职责和支出应该由国家负责、哪些职责和支出应该由社会承担，目前还缺乏清晰的界定和规范的制度规定，社会预期模糊。这很可能加大公共风险，进而放大财政风险。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职责分担，实质上是风险分配，会导致不同的风险变化趋势。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这对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是一大挑战。

华映科技（000536）12月14日早间，“台企借壳上市第一股”华映科技公告称，实控人中华映管因深陷债务危机宣布重整，这导致中华映管因关联交易而欠公司的31.5亿元应收账款有可能收不回来。不可思议的是，对于如此重大的事项，中华映管竟然没有第一时间通报华映科技，是华映科技自己登陆台湾一家网站才知晓的。

第三，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事权、财权与财力是财政体制的三要素。事权改革是现行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决策权与执行权在中央、地方之间进行调整，在“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基本框架下，对部分决策权下移，尤其是一些行政审批，可以交给地方，以扩大地方决策的自主权；对地方的部分执行权上移，由中央来直接履行，减少地方过多的执行事项，从而减少地方支出责任。在地方内部，即省级以下政府之间也应进行同样的事权改革，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可把一些决策权下移到市一级或县一级，同时把一些执行权上移到市一级或省一级。这样也有利于地方治理中实现财力与事权的匹配。

獐子岛（002069）獐子岛的扇贝又跑了！2018年1月30日晚间，獐子岛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由于发现部分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将2017年净利润预计由三季报的0.9亿元-1.1亿元下调为亏损5.3亿元-7.2亿元，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旅行青蛙”。有网友评论称：别慌，“旅行扇贝”会寄明信片回来的！

随着科技股行情持续走强，资金不断流入科技类ETF，相关ETF的份额与净值一同飙升。不仅如此，还有多只科技类ETF准备发行上市，一场围绕科技指数的大规模“跑马圈地”运动正在基金行业里轰轰烈烈展开。上市即翻番连续上演9月5日，通信ETF上市交易。上市时份额为4.76亿份，9月6日，该ETF份额就飙升至7.26亿份，经过一个周末，9月9日，份额再次跃升，达到9.63亿份。也就是说，通信ETF上市后，仅仅用了两个交易日，就完成了份额翻倍。大智慧数据显示，9月10日，通信ETF再获6.35亿份净流入，份额提升至近16亿份。以此测算，该ETF份额在上市3天便已增长了两倍多。

在国民党汇编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里，记载了蒋当时对联合国的想法：“以中华民国为非法之组织，并视台湾为美所占领之殖民地，国民党为残余集团，且富有造成台湾为国际共管之阴谋，此可忍乎？……不能忍受此种奇辱与悲剧，故决定退出。”所谓的“国际共管”，就是指美方企图切割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以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台湾可属于美国，甚至日本，就是不能属于中国。这也是台独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里的关键概念。